發表日期:2017年06月06日

 

《京津冀協同發展生態環境保護規劃》全面解讀

國家發改委、環境保護部近日發布《京津冀協同發展生態環境保護規劃》(以下簡稱《規劃》),明確了未來幾年京津冀生態環境保護的任務目標。《規劃》的提出對于生態環境保護有哪些意義?京津冀三地在落實目標方面有哪些困難?《規劃》對于三地的經濟發展有哪些影響?相關專家就以上問題接受了媒體采訪。

明確京津冀環境與經濟協同發展方向

國家發改委環資司副巡視員趙鵬高介紹說,《規劃》的編制始終堅持“一盤棋”思想,緊緊圍繞加快拓展生態空間、強化污染治理和將京津冀區域打造成為生態修復、環境改善示范區的目標。《規劃》提出了在生態環境保護領域率先突破的政策措施,致力于破解制約生態環境質量改善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

在中國房地產協會副會長兼人居環境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涌彬看來,《規劃》在“十三五”即將開局之際出臺,并明確改善環境質量的具體目標和時間節點,對于京津冀的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京津冀協同發展是國家戰略,也是國家轉變發展方式過程中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京津冀的發展事關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民族復興的目標。而環境問題可能是京津冀發展面臨的最大瓶頸和制約因素。《規劃》的實施,有助于國家戰略的實現。”王涌彬表示。

對于《規劃》出臺的意義,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資源環境經濟學研究室主任張耀軍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生態環境是經濟發展的基本保障。錢不能代表競爭力,短時間內經濟上去,而環境遭到破壞,那么經濟的大廈也會倒塌。”

張耀軍表示,繼珠三角、長三角后,京津冀區域作為中國經濟的第三個增長極,其在發展過程中如何能夠保障生態環境這一經濟社會競爭力的基本元素,《規劃》給出了比較明確的方向。

實現《規劃》要擔負起各自責任

環境保護部環境規劃院副院長王金南表示,《規劃》值得注意的一點就是首次規定了京津冀地區生態環保紅線,并規定了環境質量底線和資源消耗上線。

《規劃》要求,在空氣質量方面,到2017年,京津冀地區PM2.5年均濃度應控制在73微克/立方米左右。到2020年,京津冀地區PM2.5年均濃度控制在64微克/立方米左右;在水環境質量方面,到2020年,京津冀地區地級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飲用水水源水質全部達到或優于Ⅲ類,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區達標率達到73%;在資源消耗上限方面,2015~2020年,京津冀地區能源消費總量增長速度顯著低于全國平均增速,其中煤炭消費總量繼續實現負增長。到2020年,京津冀地區用水總量控制在296億立方米,地下水超采退減率達到75%以上。

雖然目標已經明確,但由于京津冀三地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環境管理水平以及公共服務等方面存在差異,在實施環境質量目標方面,各地面臨的問題也不盡相同。要實現一個區域的環境質量改善,京津冀三地首先要共同擔負起各自責任。

王金南認為,首先要統一京津冀地區環境標準,通過規劃、標準和評估等方面的統一,實現京津冀地區環境質量的改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常紀文也表示,通過統一排污收費標準,以實現環境成本的統一,才能達到京津冀區域環境質量總體改善的目標。

王金南還表示,在制度方面,要建立區域環保聯動機制。在法律方面,要推動“京津冀區域污染防治條例”的制訂和落實。同時要實施聯合執法、共同監測等措施。

《規劃》明確了區域環境質量的總體目標,但是對于各地的目標任務并未明確。在落實過程中,王金南表示,應該將目標分解,具體明確兩市、一省和京津冀地區13個重點城市的環境質量改善任務,將其作為各地“十三五”規劃中的主要目標。

“在這個過程中,河北的壓力無疑是最大的。”常紀文坦言,未來5年,河北將面臨痛苦的轉型期。“達標排放是最基本的前提,經過幾年的產業結構調整,河北已經將工業占比由原來的70%降低到目前的40%左右。但污染仍比較嚴重,環境質量改善的任務還很艱巨。”常紀文說。

京津冀發展定位需優勢互補

“大氣、水等環境質量的改善是目標,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調整則是著手點。《規劃》的更深層面是發展方式的轉變。”王涌彬說。

《規劃》對于造紙、制革、印染、電鍍等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行業提出了明確的取締要求。王涌彬認為,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淘汰落后產能的主要任務集中在河北。淘汰之后如何發展新型產業、培育新的增長點是河北面臨的問題。

張耀軍表示,從京津冀一體化的區域定位來看,河北應該定位為北京、天津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腹地”。在京津冀城市區發展過程中,三地應該是相互補充、利益互補的關系,這就要求在總體的規劃實施層面統一考慮。

近年來,北京正在按照要求積極疏解非首都功能,將商貿物流、教育醫療以及大型企業的總部逐漸向河北疏解。王涌彬認為,河北應把握好這個機會,通過統一的規劃和布局,將北京這些產業發展成為本地新的增長點。

“在這個過程中,我并不贊成北京污染、淘汰的落后產能都要拋給河北。應該跳開京津冀地區看京津冀的發展問題,從全國層面考慮產業布局和調整問題。”常紀文表示。

改善環境質量的難點、重點在河北,在功能區的劃分上,河北未來將承擔更多例如物流、農產品供應和生態資源提供等方面的功能。這就需要北京、天津兩市在利益分配方面給予河北更多的支持和傾斜。

王金南認為,京津兩市在經濟層面建立相應的補償機制十分必要。應該通過北京、天津和河北3省市以及中央層面給予河北配套相應基金,用于產業轉型和污染防治工作。

在生態補償方面,王涌彬認為,應該從更高、更廣的全國層面考慮問題。“只有全盤考慮,才能真正解決產業轉型和結構調整問題,到底是北京補償河北,還是補償山西或者內蒙古,如何補貼等問題,都需要全面系統的考慮。”王涌彬說。

此外,在生態補償過程中,常紀文建議,應該建立相應的補償評估機制。“也就是說,污染防治工作做得好,產業結構調整到位,才能得到補償。否則就可能使被補償的省份有依賴性,導致污染重的地方拿到補償款的情況出現。”常紀文說。

“無論生態補償是何種形式,從質量改善角度來看,京津冀三地的生態環境利益是共同的。”張耀軍表示,從全國統籌考慮京津冀的發展問題,將《規劃》任務層層分解落實到地方政府的執政目標中,將綠色生產生活的理念融入到政府、企業和公眾中,才能實現京津冀地區的環境質量改善和區域的協調發展。
(文章來源:中國環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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